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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南開:百年教育史的中國樣本

    2019年10月16日 14:39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參與互動 

      閱讀南開:百年教育史的中國樣本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杜瑋

      發于2019.10.14總第919期《中國新聞周刊》

      8月25日,在南開大學2019級本科新生開學典禮上,校長曹雪濤重拾當年創校校長張伯苓的“愛國三問”:“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愿意中國好嗎?”南開第101屆4152名新生的回答擲地有聲。主席臺正前方,身著紫色校衫的新生們,擺出學校英文簡稱“NKU”的造型。兩側看臺,“1919”與“2019”的字樣遙相呼應,昭示著這所名校已迎來了它的第100個年頭。

      大學的發展史,就是國家與社會變遷的縮影。雖誕生于風雨飄搖的北洋政府時期,但在剛出生后不久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南開就已與清華、北大齊名。與此同時,一座城市的發展快慢,也與大學息息相關,就像上海之于上交大,南京之于南大,廣州之于中大。

      張伯苓于1935年中華民族救亡圖存之際發出的“愛國三問”,在當今世界格局進入新時期后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今天的南開,在歷經百年風雨后,也迎來了它發展的新階段。

      南開要“越難越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教育史上的奇跡——閱讀南開》中寫道: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跡”的話,很可能不是國立大學北大、清華的“得天獨厚”,也不是教會大學燕大、輔仁的“養尊處優”,而是私立學校南開的迅速崛起。

      1898年,自甲午戰爭后就被日本占領的威海衛被交還給清政府,再轉租給英國。兩天之內,威海衛港經歷了“國幟三易”:日旗先落,清旗升起又降下,再升英旗。在海軍練習艦“通濟號”上做見習軍官的張伯苓,目睹這一幕,大受刺激,由此判定:海軍武力救不了中國,自強根源,在于教育。

      這一年10月起,他棄武從文,在清廷原貴州學政嚴修位于天津的家館教書。1904年,在家館的基礎上,張、嚴二人成立了“私立中學堂”,兩年后又創辦南開中學。在赴美考察了大學制度后,嚴修與張伯苓于1919年正式創辦南開大學。

      在任何時候辦私立大學,經費都是大問題。南開大學原校史研究室主任、該校歷史系1959級學生梁吉生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自己曾搜集張伯苓從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末的3000多封信函,這當中,絕大多數都是張伯苓為辦學求助捐款的內容。梁吉生總結說,南開大學初創時期的辦學經費來源有社會捐助、學生繳費、北洋政府撥款、地產租金等,其中,社會捐助占了很大比例,這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軍閥政要。

      為籌款,嚴修和張伯苓跑了保定、太原、南京等地,先后見了徐世昌、黎元洪、閻錫山、曹錕等人,共籌得學校開辦費8.5萬余銀元。南開學子們對此一度頗有微詞。張伯苓則答道:“美好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培育出來的?!?/p>

      1919年9月,南開學校大學部,即南開大學成立,本著“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的理念,學校設文、理、商三科。首屆招收的96名學生包括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的周恩來。1989年南開大學70周年校慶之際,在主樓前廣場正中樹立了周恩來塑像,基座正面鐫刻著周恩來的手書“我是愛南開的”。

      在南開大學辦學過程中,“差錢”始終是個大難題。管理南開學校財務的華午晴與校長秘書伉乃如曾撰有《十六年來之南開大學》一文,其中提到:1922年,學校收入92700余銀元,支出12.6萬銀元;1925年,歲入歲出相抵,虧三萬余元,歷年累計虧損達12萬元;1926年,歲入10.7萬元,歲出16.7萬元,虧損6萬余元。

      張伯苓,這個被外界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者”,對此解釋說:一個教育機構的賬上應該是赤字。任何學校當局如在年終銀行賬上還有結余,證明他是一個守財奴,因為他沒有能利用這些錢辦更多好事。張伯苓稱,“南開要長!長!長!日日新,必須擴充建筑及設備”,“所以南開之‘南’,也許是困難之‘難’字”,但南開要“越難越開”,要“硬干”“苦干”“缺乏經費,決不能阻止南開之發展”。

      雖然經費困難,但張伯苓還是堅持私立辦學。梁吉生稱,私立大學在辦學理念、人才培養上能保持“自由活潑”。張伯苓還提出了“私立為民”的概念,即動員人民的力量來辦教育,讓民眾有更多參與性和主動性。

      在經費短缺的情況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南開延攬了一大批學術界名師,如化學家邱宗岳,物理學家饒毓泰,經濟學家何廉、方顯廷等。而南開的薪資并不占優勢。當時,清華教師可拿到每月300大洋的薪水,南開的工資只有每個月180~300大洋。

      南開雖然給老師薪資不高,但張伯苓從不拖欠工資,逢年過節,還會給教師發紅包,組織茶話會。學校還專門為教師修建了員工宿舍,每位教授都有一幢獨立半西式的住宅,木質地板,配有辦公室、廚房、臥室等。員工宿舍附近還有教員俱樂部,教師們晚飯后,可以下象棋、打康樂球、喝咖啡,一個多小時后,回各自住處備課、休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南開能匯聚如此多人才,與張伯苓尊重老師,盡可能讓教師優勢得以發揮有關。

      梁吉生則分析說,京津地區當時是文化中心,教育水準較其他地方更勝一籌。但北京正經歷著軍閥混戰,政權“走馬燈”般更迭,北京大學一度15個月發不出工資,每個月老師只能領到工資的十分之一,很多求職者不把北京當作首選。而天津有多個國家的租界,是清朝“遺老遺少”的安樂窩,也是軍閥政要們置辦房產、休養生息,以待重出江湖的后花園。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的資深財經媒體人劉曉博撰有《一百年:一所大學和一座城市》一文,文中稱,天津的極盛和南開系列學校的誕生,跟中國當時的開放(洋務運動、慈禧新政、租界設立)有密切關系。

      “土貨化”辦學

      “先到美國去,在美國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個什么EE、MA、D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著兩本notebook 回家來,作一個大學教員……上班捧著他自外國帶來的notes一念?!边@段內容來自1928年11月,發表在《南大周刊》上的一篇名為《輪回教育》的文章,作者為南開大學商科學生寧恩承。文章直指當時中國大學對西方教學機械照搬,與社會現實相脫節的現狀。

      將教育與中國國情、社會實際相結合,是張伯苓自創辦南開就堅持的理念。但大學本身就是一個舶來品。和國內很多大學一樣,南開在建立初期,學制源自美國,教師多為留美學生,儀器設備多由美國造,課本不是英文就是英文譯本,甚至連生物課用的蚯蚓也是進口的。

      寧恩承的文章發出后,在南開師生間引發激烈交鋒。一些教授罷教,學校一度停課兩個月,這令張伯苓加快了學校的改革。

      1925年,南開決定,除英文課外,所有課程改用國語講授。1927年,教務會議通報,不再使用美國原版教材,結合實際自行編輯教材。為讓師生了解日軍侵占東北情況,張伯苓還在南開成立了滿蒙研究會(后稱東北研究會),組織師生實地考察,并編寫了《東北地理教本》。對東北問題的調查和研究,成為此后日軍轟炸南開的重要原因。

      1928年春,張伯苓主持制定了《南開大學發展方案》,明確提出了“土貨化”的辦學方針。所謂“土貨化”,不是對于東方文化、精神的固守和復古,而是“關于中國問題之科學知識,乃至中國問題之科學人才”,更進一步的表述,就是“知中國,服務中國”。實質上,張伯苓的辦學理念,就是將西方先進科學、知識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建立以中國歷史、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的大學。這可視為南開日后辦學不變的理念和獨特的路徑。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土貨化”并沒有改變南開走向國際化的方向,而是進行了一些具體措施的調整,這令南開走在了教育理念的前沿。經濟學家何廉是推行“土貨化”方針的先行者。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學家陳宗勝說,何廉從耶魯大學回到南開后,就提出了“要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實際問題”,他的研究課題包括山東、河北向東北移民問題,河北高陽土布織造業與開灤煤礦考察等。

      除了創辦中國高校的第一個經濟學院——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何廉最引人矚目的成就是建立了反映當時物價及市場變動的“南開價格指數”(簡稱“南開指數”)。陳宗勝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在國內繁盛程度僅次于上海,解放北路有“小華爾街”之稱。因以紡織業著名,上海、青島、天津三地還有“上青天”的說法。有人統計過津滬兩地保險公司的數量,上海有兩百家,天津則多達三百多家。但關于物價指數,當時在天津乃至全國也沒有人研究。何廉的研究就從天津展開,“最開始很多技術問題解決不了,比如說,斤兩、匯率的統一,不同種類產品的加權等”。

      何廉和同事們的研究成果有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津滬外匯指數、天津零售物價指數、華北批發物價指數等,研究成果大多發表在他們創辦的《大公報·經濟周刊》上。一時間,南開指數蜚聲海內外。

      張伯苓建立的另一個“土貨化”辦學途徑就是實業興學。1921年,南開與河南六河溝煤礦董事長李祖紳合作,增設了礦科。1929年,南開理學院又增設了電機工系,并在天津電燈電車公司建立了實習基地。張伯苓的考量是,學科設置最大程度上與國家需求對接。南開的發展要基于天津的城市特點,除了作為商業都會,天津有成為華北大工業中心的前景。

      實業興學的突出代表是南開應用化學研究所的建立。中科院院士、南開大學副校長陳軍于上世紀80年代就讀于南開化學系。他回顧說,1930年代,南開兩個最著名系所,一個是何廉創立的經濟研究所,另一個就是應用化學研究所。當時,制酸、制堿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工業,而天津地區的化學化工行業在全國處于前列。從1914年起,有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之稱的范旭東,就在天津先后開辦了久大精鹽公司、黃?;瘜W工業研究社與永利制堿廠。

      南開的應化所是全國高校有據可查的第一家?!赌祥_大學報》稱,當年,在給研究所定名時,張伯苓特別強調了“應用”二字。在應化所建立的同時,南開化學工程系也成立并開始招生,為培養“洽合中國環境”、實現“中國化學工業之發達及自給”之人才,也為今后成立工學院做準備。

      畢業于南開化學系,又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回來的張克忠任應化所所長。當年,應化所的業務相當廣泛,包括手電反光鏡的化驗分析、面粉廠鍋爐水的軟化、草帽廠草帽辮的漂白、雪花膏原料硬脂酸的制作等。最大的一筆訂單來自天津利中公司,應化所以遠低于所需的費用為其建造了一座日產三萬噸的硫酸廠,1933年6月開始投入設計,1934年建造完成。

      在前期辦學基礎上,1934年,張伯苓明確提出了“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肮蹦芑?,“能”則是培養為公服務之能力。南開一出生不久即到達頂峰,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南開,就與北京的北大、清華,上海的復旦,一起被稱為“北清復開”。彼時,天津民間有一種說法:“天津衛有三樁寶:永利、南開和《大公報》?!?/p>

      “知中國、服務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南開大學由國家教育部直接領導,由天津市教育局輔助管理。在1952年的院系大調整中,南開大學實力最雄厚的工學院,包括化學工程系(含應化所)、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在內,整建制并入天津大學,南開由一所文、理、工、商齊備的綜合性大學變為文理綜合類高校,這在實質上削弱了南開的實力?;谠合嫡{整,天津大學由原址天津西沽遷往七里臺,即現在的老校區,南開校園的一部分也讓給了天津大學,從此開啟了與天大隔墻而居的時期。

      雖然化學工程系被分走,但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南開的化學學科依然在全國是領軍角色。南開大學副校長陳軍說,建國初期,國內農業蟲害嚴重,農藥研究領域卻一片空白,而中國又是農業大國,因此,南開化學的研究就開始從1949年之前的無機化工轉向以有機化學為基礎的農藥化學,“一直抓國家需求,南開的農藥其實在中國是開山的地位”。

      從1957年起,除去其間的1970年~1978年,畢業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化學家楊石先擔任南開大學校長直至1981年。他也是繼張伯苓之后,又一位對南開影響至深的人物。

      楊石先的第一名研究生、南開大學第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88歲的李正名回憶說,1956年,新中國第一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會議召開,周恩來主持,楊石先出席了這次會議。與會者希望南開能承擔國家研制有機農藥的任務。周恩來說,“你先找幾個人工作兩三年,先不要向國家伸手要錢、要人。你們做了工作,國家自有安排”。楊石先接下了這一委托。他動員了自己西南聯大時期的學生、當時已留學歸國擔任教授的陳天池和陳茹玉,三人每人帶一個助手,開始攻關。

      1958年,在思源堂東面的幾間小平房內,楊石先、陳茹玉等建立起了“敵百蟲”“馬拉硫磷”兩個農藥車間?!爱敃r沒有專用設備,僅有普通大瓷缸,還用木棍攪拌(來使反應產生)”,李正名說,就這樣生產出了國內急需的殺蟲劑產品,填補了中國的技術空白。這一年,包括李正名在內的南開化學系一批青年教師還連續工作40個日夜,幫天津市農藥廠完成了我國第一個有機磷殺蟲劑“對硫磷”的合成工藝,并交付農藥廠投入使用。

      在有機磷化學取得研究進展的基礎上,1962年,南開成立了全國高校第一個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下設7個研究室,包括農藥研究室、有機磷研究室、有機氟研究室、有機硅研究室等。李正名被分配到有機磷研究室,由于實驗手段落后,為了防止有機磷化學品中毒,研究人員就在實驗室里掛起鳥籠作為監測,一旦小鳥發生異常就馬上采取措施。1960年代,元素所先后研制成功了小麥銹病防治劑——滅銹一號、除草劑一號、殺蟲劑有機磷-47等一系列產品。

      1980年代,南開還建起了元素有機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1980年,南開大學化學系陳茹玉、何炳林、申泮文、高振衡、陳榮悌5人同時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堪稱大觀。1990年代起至今,李正名又研發出了中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超高效除草劑——單嘧磺隆和單嘧磺酯。

      改革開放后,是南開的又一個黃金發展期。1977年,作為國家恢復高考后首批本科生的陳宗勝,考上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初入南開,看到校園內因唐山大地震而隨處可見的臨建棚、主樓倒塌的塔尖,他多少有些失望,但很快,課堂上老師的風采就讓他大開眼界。

      1980年代,是南開經濟學領域大師云集的時代,有滕維藻、熊性美、錢榮堃、谷書堂、陳炳富、魏塤等二三十位大家。他們多于1950年代前后求學、工作于南開,歷經二十多年成長,改革開放使他們重新煥發出極大熱情。

      在陳宗勝看來,“解放思想”“理論聯系實際”“敢于說出自己的想法”,是這一時期南開經濟學人們能笑傲江湖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中后期,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很多人到了深圳后放聲大哭,擔憂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否發生了根本改變。

      1987年,在考察了傻子瓜子、海爾等民營公司后,還在讀博士的陳宗勝在《南開經濟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國所有制的改革模式應是“相對優勢公有制的混合經濟”。他認為,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資源配置的手段,不應單純和意識形態掛鉤,這一說法引發關注。十年后,在中共十五大上,“混合經濟”成為被明確提及的概念。

      關注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還有陳宗勝的老師谷書堂。在多種所有制共存的情況下,個體經濟、私人經濟、外資經濟不斷涌現,利息、租金、土地等構成了人們的非勞動收入,清一色的按勞分配再難以成為現實生活中的注解,這讓谷書堂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

      1988年,谷書堂與博士生蔡繼明合作完成了《按貢獻分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一文。文章提出,除了主要按勞動貢獻分配,還應將非勞動要素納入。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較為系統闡述按要素貢獻分配的思想。1995年4月,專門討論勞動價值論的全國性學術研討會召開,這篇文章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界關于按貢獻分配理論的發展。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背景下,1983年,此前被撤銷的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恢復建院,谷書堂任第一任院長。1980年代起,在谷書堂等人的推動下,南開經濟學科重建了管理系,在國家旅游局、人民銀行總行的協助下,學校建立了旅游專業、金融系,還設置了保險學、會計學等一批新興學科專業,成立了國際經濟研究所、交通經濟研究所等機構。

      艱難求進

      陳軍是1985年入讀南開的,在他的印象里,當年母校絕對稱得上是國內前5名的高校。他入學時,校園里還流行著“北清復開”的說法。1990年代初,他讀完本科、碩士后留校,之后出國留學、工作,2002年又回到母校任教。在過去近20年中,他見證了南開由當初的名列前5逐漸下滑至10名開外,再到近幾年,南開在各大高校排行榜上排到了15名前后。

      陳軍認為,南開的相對“退步”有內外部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是,當年的院系調整,導致南開只剩文理科沒有工科,在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這一點的負面影響漸漸凸顯,限制了學校的發展。對于今天的高校來說,有工科就意味著有更多的科研經費,能更好對接社會現實需求,實現全方位的發展。

      由于缺少財大氣粗的工科,南開的師資數量與學生規模與其他兄弟學校相比也有不小差距。與一墻之隔的天津大學作比較,天大有超過3000名教師,以理工科教師為主,南開教師總共還不到2000人,其中約一半是文科老師,理科老師不滿1000人。

      而在科研經費方面,根據教育部科學技術司發布的《2017年高等學??萍冀y計資料匯編》,教育部一年撥入南開大學的科技經費為6.08億元,位列教育部直屬高校第39名,天津大學的科技經費為25.1億元,位列第9。更早在2010年時,南開的科研經費僅為4.25億元。

      2000年前后,全國高校合并浪潮興起,南開與以工科見長的鄰居天津大學原本也有合并打算,但最終未能實現。

      長期關注高等教育史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如今,浙大、武大、四川大學之所以在高校排名中很靠前,除去自身努力,跟當年高校大合并也有很大關系,這也確是南開落后的原因。但在過去這些年的合并中,不少原本氣質獨特的學院或大學消亡了,合并的過程也造成巨大內耗。拒絕“在一起”,雖然在規模及排名上有損失,但學校各自的文化傳統也許能得到很好保護。陳平原認為,當初天大和南大沒合并,得失目前還很難判定,而排名必須數字化,“更多考慮辦學規模,而不是教學質量或師生的真實感受?!?/p>

      在陳平原看來,大學因應時代變化及國家需要,適當調整辦學思路,拓展某些學科,這是應該的,但主觀上不應僅僅為了爭排名。儲朝暉則認為,辦大學,最關鍵的還是重建現代大學制度,讓真正懂專業的人來引領學科發展。

      掣肘南開發展的另一大因素是地域。1994年,國家教委與天津市人民政府決定對南開大學共建。此后,作為省部共建的“985工程”高校,依據政策,教育部與天津市政府應按1:1的比例劃撥給南開配套建設經費,但實際上,這一政策多年來都很難落實。從2001年到2017年,陳宗勝一直擔任天津市政府副秘書長,在他的觀察中,天津市政府更愿把經費投給像天津財經大學、天津師范大學這樣的市屬院校。

      思想觀念是一方面,天津的經濟實力或許也令其有心無力。1949年以前,天津的經濟總量還是北京的兩倍,但此后北京對資源的集聚度不斷上升,到改革開放初期,之前的“上青天”已變成了“京津滬”。1990年,廣州終結了天津GDP在全國排“老三”的席位,1997年,天津又再度被深圳所超越。近年來,天津與國內其他一線城市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2018年一季度,天津經濟增速一度下滑到1.9%,在全國31個省份中“墊底”,到今年上半年才回升到4.6%,這令天津對于并非自己“親兒子”的部屬高校的扶持,變得更加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依靠一批老師的堅守,南開依然有所發展。1999年,剛剛當上長江學者的周其林逆潮流而上,從位于繁華大都市上海的華東理工大學,轉到南開大學化學學院任教。南開大學化學學院副院長、自2000年本科畢業后就加入周其林課題組的朱守非對此解釋說,導師之所以選擇南開,原因之一就是看中這里不急功近利,能夠沉下心來做科研的氛圍。

      周其林研究的方向是具有開創性的螺環結構的手性分子催化劑,這類分子在農藥、生物醫藥領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但要找到高效、有助于精準合成目標物的催化劑并不容易。來南開后,最初幾年,周其林一直沒做出什么特別重大的成果,直到2002年,他才合成了手性螺環催化劑的化合物,在行業頂級期刊《德國應用化學》上發表了第一篇相關論文?!爸芾蠋熞龅氖且I,至于他的產出是不是特別多,是不是特別花哨,這不是我們過多要考慮的事情,”朱守非說。

      2009年,周其林當選中科院院士。2011年,他帶領團隊設計合成了一種新型的手性螺環銥催化劑,當時成為《德國應用化學》的一期封面。周其林研發的催化劑被國內外同行稱為“周氏催化劑”,如今,其研究成果已被應用到治療糖尿病、阿爾茲海默癥等多種藥物的實際生產中。

      周其林認為,做科研,就要敢于做原創性、周期長的研究?!俺掷m地支持基礎研究,我相信拿諾貝爾獎是遲早的事。而且我們也不能總盯著諾貝爾獎,我們做研究是沖著科學、沖著國家和社會需求”。他還開玩笑地說,“其實,如果要想發大財,就不能做這么高效的催化劑——生產一噸藥品只買我們一克催化劑就夠了,這是不賺錢的,但這是追求科學目標?!?/p>

    南開大學校園內百年校慶主題的雕塑吸引人們拍照留念。攝影/本刊記者 佟郁
    南開大學校園內百年校慶主題的雕塑吸引人們拍照留念。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佟郁

      “潤身淑世”

      南開早期的校領導、教育家黃鈺生曾提出,上大學的意義在于“潤身淑世”,意為完善提高自身與實現國家與全人類的最高理想。周其林的科研態度,在朱守非看來,也體現了南開的精神內核,即“潤身淑世”之原則。

      面向前沿、沉下心來鉆研學問的,還有南開的數學大家們。1980年代,曾在南開求學、立志要讓中國成為“數學大國數學強國”的數學家陳省身回國,創辦南開數學研究所,并先后招攬了龍以明、張偉平、陳永川等一批青年才俊回國任教。2007年,張偉平、龍以明當選為中科院院士,同一年中科院數學物理學部新增的兩位數學家均來自同一單位,這在中科院歷史上還是首次。

      走進南開大學南門,就能看到左手邊靜靜佇立著的省身數學樓。這棟樓是為紀念陳省身而建,在其去世一年后投入使用的。過去十多年里,南開的數學家們在這片安靜、自由的天地中,任思想馳騁。

      2017年,張偉平在數學界頂尖期刊《數學年刊》上發表論文,完成了對菲爾茲獎得主Connes提出的一個著名定理的微分幾何證明。張偉平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如果從2001年發表第一篇相關論文算起,已堅持了16年。

      近年來,南開大學光學研究所還研制出了中國第一個“在軌有害氣體檢測裝置”,裝備在“天宮一號”“天宮二號”空間站試驗艙;化學學院陳永勝團隊研制的有機太陽能電池達到了17.3%的光電轉化效率,刷新現有文獻記錄;國家環境保護城市顆粒物污染防治重點實驗室受原環保部委托,主持編制了國內首個《大氣顆粒物來源解析技術指南(試行)》,南開自主開發的大氣顆粒物源解析技術方法已在全國超過30個城市推廣應用。

      2010年,南開大學開始籌建新校區。天津市政府無償劃撥了土地,教育部撥款10億元用于新校核心區建設,但除此之外,其余經費皆要南開大學自籌。2015年,距離八里臺校區20公里的南開津南校區投入使用。如今,記者在新校區周邊還能看到“天津古海岸與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護野生動物,人人有責”的標牌,拉貨的半掛車在校門外呼嘯而過。

    2015年6月23日晚,南開大學舉行“聚散天涯 依依南開”2015年送畢業生文藝晚會,送別近7000名學子。攝影/本刊記者 佟郁
    2015年6月23日晚,南開大學舉行“聚散天涯 依依南開”2015年送畢業生文藝晚會,送別近7000名學子。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佟郁

      老師們往返于兩個校區,坐公交要接近一個小時。前幾年,南開大學的老師們已經為通往新校區的地鐵建設向天津市呼吁了多次。2019年除夕,天津地鐵6號線二期工程津南校區站終于破土動工,正式運營預計要到2022年。

      和百年前創校時一樣,差錢是最大難題。沒有錢,造大樓難,培養、吸引人才也難。在地域、待遇、管理等多種因素影響下,陳宗勝說,從1980、1990年代起,南開的人才已開始向南方流動。2000年以后,引才難逐漸成為南開面臨的挑戰。由于北京的“虹吸效應”,陳宗勝的不少博士生都離開了天津。

    2013年,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舉辦春季運動會,共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600余名留學生參加。攝影/本刊記者 佟郁
    2013年,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舉辦春季運動會,共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600余名留學生參加。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佟郁

      為彌補人才斷檔,2013年起,南開大學開始了“人才特區”的引才嘗試,從化學學院開始試行。朱守非說,學校雖然不能提供大房子,但展開了以事業吸引人的戰略,以引進“四青”人才(優青、青千、青年長江、青年拔尖)為主,培養年輕人,對于學院認定的、沒有“帽子”的人才也可以通過特定程序選入。每位引進人才享有60萬左右的年薪,40萬元左右的住房補貼,120平方米的實驗室,并為其提供1名博士后、2名博士、2~3名碩士培養。但引進的人才也不是鐵飯碗,簽約期6年,稱為特聘研究員,三年一輪考核,兩輪考核合格后,轉為教授或副教授。

      朱守非說,“每年堅持引進,我們一定要把年輕人基數做上來,把最優秀的年輕人吸引進來,這也是適合南開發展的一條道路”“我們也不想抱怨太多,更多從自身去挖掘潛力,把優勢應用到極致?!?/p>

      陳軍則表示,“人才特區”計劃啟動后,每年主動聯系學院的人才至少超過兩百人。截至目前,化學學院的“人才特區”已初見成效,吸引了近40名人才。目前,這一制度,也在生命科學學院、商學院等推開。在陳軍看來,南開正在從過往的低谷走出來。

      2018年1月3日,曹雪濤出任南開大學校長。為吸引更多人才,去年12月,他到英國帝國理工專門做了人才專場招聘。今年6月,他還和南開前兩任校長一起,到美國的多所世界知名大學引才。

      “你可能想象不到,我還去了江蘇省南通中學的校慶做了致辭,然后請了南通八所中學的校長開了座談會,請他們積極舉薦好學生,甚至最好的學生,能夠送到清華、北大的學生,能不能給南開?”曹雪濤說。

    南開大學校園里的學生。攝影/本刊記者 佟郁
    南開大學校園里的學生。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佟郁

      2019年1月17日,習近平視察南開大學。他說,當年開辦南開大學,就是為了中華民族站起來去培養人才的。我們現在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階段,我們要把學習的具體目標同民族復興的宏大目標結合起來,為之而奮斗。

      在南開大學即將迎來建校100周年之際,曹雪濤對外介紹了“4211卓越南開行動計劃”。所謂“4211”,即實施“文科振興、理科提升、工科攀登、生醫發展”四大計劃,構建教育教學和科學研究兩大獎勵體系,在校內建設十大交叉科學中心,在海外攜手世界一流大學打造十大國際聯合研究中心。

      曹雪濤說,希望未來通過打造大平臺、大團隊、大人才、大成果,把南開帶回應有的位置——也就是當年有“北清復開”之稱的地位與影響力。

      (本文參考《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別有中華——張伯苓七十壽誕紀念文集》《黃鈺生同志紀念集》《南開的腳步》《南開學人自述》《永續的學脈》《思想者的產業》《南開影響一生》《南開故事》《南開風語人》《南開大學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五十年史錄》《南開經濟學百年百人》《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南開大學報》,特別鳴謝祝曉風提供的幫助)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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